在重温了吃喝玩乐后，我得回过头来说说我都选了些什么课。

我在申请尼曼时递交了一个宽泛的学习计划，听起来并不让人激动。简而言之，就是学习国际关系和事务，了解国际格局的走向，以及中国在其中的位置。我又列了一堆重点国家和领域，想要学习它们的历史、文化和宗教：印度、中东、非洲，当然欧美也少不了 ，总之就是把半个多地球都给覆盖了。

之所以选择这些国家和地区，和我的个人与工作经历有关——这些大多是我曾经去过和报道过的地方，除了中东。

2006年秋天，我作为《财经》杂志的特派记者在印度首都新德里驻站了三个月。我很早就对印度心向往之，觉得那是一个神秘又神圣的国度。但直到一个偶然的机会出现，我并没认真想过我会真正踏上印度的土地。

2003年的10月，因为报道SARS（即非典），我成功申请上世界卫生组织（WHO）总部的一个记者奖学金项目（别问我为什么总能申请上这么多奖学金项目）。这个项目在全世界召七名报道公共卫生的记者，到世卫的日内瓦总部参加为期两周的培训，然后有一个星期的时间到另外一个国家做实地考察。这个国家由学员根据提交的项目计划书自行选择。

我的项目计划书和发展中国家相关（主要考察急性传染病的应急机制和媒体的作用），于是，我想了两个我想去但平时比较难去的地区：印度和非洲的某个国家（南非已经去过除外）。当时有两个美国朋友分别帮我提建议。一个说去非洲，因为非洲要自己花钱去更困难；另一个朋友说，印度饭好吃，怎么样？我最终选择了印度。

三年后，另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有幸在印度生活、工作了一小段时间。当时，我们和印度发行量排名第一的商业杂志《商业世界》合作，他们负责在新德里接待我，提供住宿和交通，并可在他们的办公室办公。而我的工作主要是给《财经》写稿子，相当于短期的特派记者。

这次在印度的三个月生活，给了我和第一次短暂的印度之行迥然不同的生活体验。这一次，我有一个专职司机和一辆车随时为我服务，寄居的客房（guesthouse）也有佣人专职侍候。说起来，这在印度完全是一种生活方式（和中国不同的是，印度的独立没有极端地改变其传统的社会关系和生活方式。而我的车和司机不过是从专业租车公司花钱雇的，那辆车也不过是本土生产的塔塔牌小型轿车）；就是在中国，有司机和保姆的人亦不在少数。

可能是因为这样的生活在国内就离我很远，以至于我刚受到这样的待遇，也生发了和已故波兰著名记者兼作家卡普钦斯基（Kapuschinski，也有译作卡普辛斯基）相同的感受。卡普钦斯基去世后，美国《纽约客》杂志刊登了一篇他从未出版过的文章，写他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到印度时的经历。卡普钦斯基从机场出来后，就被一群车夫包围，争抢着要为他服务。从共产主义波兰来的卡普钦斯基立刻生发了罪恶（guilty）之感，觉得这是剥削苦难的劳苦大众，竟不肯坐他们的车，令车夫们很是气恼。卡普钦斯基后来反省，自己其实是剥夺了劳苦大众的一个求生机会。

当然，我并没有象卡普钦斯基那样极端，只是有些不太习惯而已，花了些时间才慢慢适应。（当然，回国后，我又花了更长的时间才慢慢适应回原先没有人侍候、一切靠自己的生活！）

我的司机（来自印度东北部的山区）英语基本不会说，还经常不认路，害得我数次采访迟到。他每次看着我给他的地址总是频频摇头（在印度，摇头表示是，点头表示否），十分有把握的样子，但开着开着，我发现他竟然需要向路人问路，就令我很是气恼。（印度《商业世界》的主编曾给《财经》年刊写过一篇文章，就以他在德里的司机不认路的状况——看来我的情况并非孤立——为例，指出一个缺乏专业培训的大众阶层是印度经济发展的一个障碍）。

但是有一次，当我从办公室出来坐车时，发现我的司机从一棵树上跳下来迎接我。原来这些受雇的年青司机（多从乡下来）无处栖身（没有人给他们提供室内的休息室），当我们呆在有空调的办公室里工作时，他们就这样天天暴露在炎热的天气中，靠蹲在树上乘凉。

我心中一酸，竟难过地要落泪。（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