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我在第一学期放弃上商学院和法学院的课，并非是我不想上，而是其他的选择太多，不得已做出的取舍。

其实在还没有进入选课阶段前，我以为我大部分时间会在肯尼迪学院和历史系度过。这在很大程度上和我的学习计划及个人兴趣有关。我在前面已经提过我的学习计划，是关于国际关系和几个重点国家及地区的历史、文化和宗教。

说到肯尼迪学院，我和它还曾有过一段渊源。十年前，我第一次决定申请美国学校时，斗胆报了哈佛的肯尼迪学院。那时，我大学毕业做记者不过两年有余，觉得去美国读研究生不该再读新闻了（国内的四年新闻本科让我得出结论，读新闻基本是无学），而是应该有一个专业。那时我对公共政策及发展经济学有很大的兴趣，对肯尼迪学院因此心向往之。虽然自知哈佛高不可攀，但想着尝试一下也无甚坏处，也就一横心申请了。

在做申请期间，适逢当时肯尼迪学院的院长约瑟夫.奈（Joseph Nye）有一次到北京来访问。我去参加了他的一个演讲。席后，我冲上前去和他套了半天的近乎，指望着他会对我有点印象，或许有助于我的申请。当然，我这完全是一厢情愿。最后我拿到的是肯尼迪学院的一纸拒绝信。

多年后，我迂回杀将回来，虽然走得是“歪门邪道”，也算是如愿以偿，只不过没有了当初的神秘和敬畏之情。

而约瑟夫.奈虽然已经不再担任院长，但仍执教两门课：“21世纪的权力（Power in the 21st Century）”和“领导力与美国20世纪外交政策（Leadership and 20th Century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约瑟夫.奈是上世纪70年代美国国际关系“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 理论的创建者之一，强调国际关系中国与国之间非对称及相互依赖的复杂关系。他后来在此基础上又发展出“软实力”的概念，认为美国应该用它的“软实力”——经济、文化、价值观优势，而不是“硬实力”——军事优势，来处理国际关系和影响全球事务。奈曾经在上世纪70年代末领导主持美国国家安全理事会核武器不扩散小组的工作；克林顿上台后重新回到政府任职，担任国防部国际安全事务的部长助理。（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民主党人。）

奈是美国外交关系理论自由主义派学者的领军人物，在中国的名气也不算小，加之十年前的一面之交，我决定去试听他的“21世纪的权力”。

肯尼迪学院坐落在查尔斯河的边上，中间隔着一个大草坪，是学生栖息和运动的一个场所。河的对面正是商学院。两个学院一河之隔，遥相呼应。肯尼迪学院的建筑并不美，第一次见到的时候甚至觉得很是失望。它由四幢四五层高的现代建筑围笼而成，从外表看简直没有任何特色。

肯尼迪学院创建于二战前夕。当时美国刚刚经历了长达十年之久的经济大萧条，面临着国内和国际双重的历史性挑战。在一名哈佛校友的资助下，哈佛决定成立一个政府学院（那时并不叫肯尼迪学院），意在培养一个职业的政府管理精英阶层。肯尼迪总统遇刺后，为了纪念这位带有传奇色彩的哈佛毕业生，（当然也有肯尼迪家族的游说和资助），哈佛政府学院更名为肯尼迪政府学院（通常简称为肯尼迪学院）。

肯尼迪学院世界闻名，它的很多毕业生在世界各国的政界、外交部门，以及国际组织担任要职。它的学生当中不乏来自其他国家的部长和政府官员。肯尼迪学院和中国政府及相关科研机构、大学等也都有着密切的合作关系，后者每年都会选派一批官员及学者到肯尼迪学院进修。

肯尼迪学院的另一个特点是，它经常可以请到退职的政府高级官员来做客座教授或讲师。我在的那一年，他们邀请了布什政府任内担任美国国务院负责政治事务的国务卿助理尼可拉斯.伯恩（Nicholas Burn）来开了一门课，专门讲美国的外交实务。

肯尼迪学院有一个星期的试听期，叫做shopping。每门课都给一个小时的时间，分成两节，各半个小时，内容重复。这样做的目的，是让学生在有限的时间内试听尽可能多的课，然后做出决定上哪门课。这对授课老师是一个考验，因为他（她）需要在半小时的时间内吸引学生来上这门课。这时，学生便是上帝，不管这名老师多么有名。（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