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和国内航空公司交涉过，就知道结果自然是可想而知——没有任何结果。《人民日报》记者愤愤地离开，“我就不信《人民日报》治不了你！”我们大家都同意《人民日报》同事必须将这个事“报道一下”，能不能发另当别论。

我们又来到国航国内值班经理柜台。一位戴着眼镜长得颇为斯文的工作人员完全没有耐心和同情心帮我们解决问题。“对不起，没有任何办法。今天晚上是走不了了。你们只能跟墨航联系要求改签。”

跟国航的斗争耗去了我们近一个小时，此时已经晚上9点，我们已经错过了方案Ｂ，改乘火车去上海。

我们只能自力更生了。英国文化教育处的领队开始给她的手下打电话，看有无可能退掉墨航，改订从北京出发的其他国际航班。有是有，但问题是票价已经很贵了，相当于每个人要多出一万元人民币。

我听到领队的同事在电话里提出了一个几近于“疯狂”的建议：包个车从北京开到上海去！

这个时候，向来散慢无序的我开始发挥领导力作用。我拨通了携程电话，询问是否还有前往南京或杭州的航班。回答是还有一班东航的，22：55分前往南京。而且还有座。我象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立刻订上，让每个人挨个报身份证号码，用我的信用卡先付了款。

接着我给在南京一个略有些关系的师兄电话，问他能否帮我们找个车去上海。飞机凌晨1点左右到。

这是我的一个铁杆师兄，如果换了别人，我怎好意思让人三更半夜来接站，并且无理地要求开到上海，而且是在如此短的时间内通知人家！

我的师兄立刻紧张地投入工作。一会，他告诉我，车没有问题，但担心高速路因大雾封路，建议我们坐火车去上海。他在帮我们弄火车票。

3号航站楼，我们也在行动。首先是得把行李取出来（由于原先乘坐的航班第二天接着起飞，行李由航空公司保管着）。本来我以为订上了票可以高枕无忧了，中间尚有一个多小时候机时间，直到一名记者提醒我，东航在2号航站楼，我们还得打车过去。

我们的时间立刻变得紧张起来。取行李需要国航值班人员通知行李寄存处，然后到指定地点自取。我们一片混乱，一会是有人找不到登机牌了，一会是有人找不到行李托运票了。最后总算都齐了，望眼欲穿拿到了行李，离飞机起飞时间已经不到半个小时了。

急赶到地下一层的出租车排队处，跟维持秩序的人打了个招呼，人家同意我们插队。我们兵分两路，跳上两辆出租车，由于是短途，司机还得排队领可以回程的票。心中已是心急如焚。路上，《人民日报》记者忽然冒出一句：“如果有人没带身份证怎么办？”

赶到2号航站楼，候机厅空空如也。推着行李车狂奔向东航柜台。告之，飞机晚点了，不用着急。舒了一口气。第二拨赶至的中国网记者连说，第一次听到飞机晚点觉得这么高兴。

办理登机牌，又告之一个噩耗，系统里没有显示我们的名字。立马给携程电话，说是我的信用卡额度不够，划卡未成功。要晕倒。立即奉上另一位记者的信用卡号。那边厢，东航的人说快要关闭了，让携程赶紧解码。我在电话里跟携程的工作人员“咆哮”：“快给东航柜台解码！”

我已经精疲力尽。所有的人都精疲力尽。我们自嘲，还没到坎昆，我们已经干不动活了。

东航的这架飞机很破旧，我甚至疑心是不是麦道的飞机，不过，它按原定时间准时到达了南京禄口机场。此时已是12月2日凌晨1点。

师兄已经在出口处等待。他找来了一辆金杯中巴车。我们所有人都叫出声来。这是何等规格和待遇！

他给我们买了凌晨2：47从郑州始发的过路车去上海，行程大约3个半小时，到达上海火车站应是早上7点多。应该赶得及。

南京机场离市区大约有50多公里，我们在没有交通堵塞的情况下驱车了一个多小时到达南京火车站。

所有的火车都晚点了。我们一行人此时个个眼睛发红，蓬头垢面。去旁边的肯德基买了粥和新奥尔良鸡腿。

火车终于到了，3：15。所幸是卧铺。我们六人分坐三节车厢。师兄一直等到把我们送上火车才离开。心中对他很是感激。

躺在前一个乘客睡过的铺上，难以入眠。竟是一夜未眠。疲乏至极。

火车在早上8点到达上海火车站。觉得自己的体力已经到了最低点。没有滚梯，大家提着大箱子上下楼梯。出站后，正向出租车方向走，一中年男子上来询问要不要小面包车。问价，一车250元。合适，成交。

好象刚下过雨，上海湿漉漉的。这天的气温竟高达20度。大雾仍未散去，看着在雾霭中若隐若现的那些高楼大厦，让我想起不久前发生的那场火灾。行驶在高架路上，交通并没有想象得那么糟糕。

我们“意淫”着原来可以在浦东机场宾馆享受的一切：一张舒适的大床，免费的软饮和果盘，一个热水澡（这个尤其有吸引力），一个好觉，宽带上网，原本可以在宾馆里写一篇博客的……

现在，这篇博客是在墨航的班机上写的，只是不再是原来预想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