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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博物馆门口卡斯特罗兄弟宣传画

 

见到Ida,一个染着一头红色卷发、身材高挑、长相俊美的西班牙殖民后裔,是在去年12月中旬哈瓦那一个古巴朋友的家庭聚会上。当时她正处于失业状态。不久前,因为大使的不敬行为,她刚刚辞去在南非大使馆的工作。但她对工作前景没有信心。“工作不好找。没有太多的选择。”

已近44岁的Ida,选择局限在外国驻古巴的大使馆。那在哈瓦那被认为是最好的工作之一——稳定,待遇好、薪水高,但“职位少,竞争很激烈”。她告诉我加拿大大使馆有一个工作机会,她准备去争取一下。

Ida是我在哈瓦那短短一周结识的古巴朋友里英语说得非常好的少数几个人之一。另外两个朋友是Estela和Ginny——她们也都在大使馆工作。尤其是Estela,说一口带纯正美音的英语。已过65岁的Estela在古巴革命(1959年)前曾就读于哈瓦那的美国学校;1956年,她八岁的时候,第一次去美国。那时,去美国还很容易,她是坐船去的,入境地是佛罗里达州最南端的Key West。整个行程不到一小时。现在她在加拿大大使馆整整工作了27年。Ginny则在荷兰大使馆工作。

这几个古巴知识女性都是我最早结识的一个古巴朋友Lissette的好朋友。而Lissette则是我在哈佛大学拉美研究中心的一个美国朋友的好朋友。

美国朋友最初只告诉我Lissette是一名摄影师,曾经在哈佛大学拉美研究中心做过半年的访问学者。到了哈瓦那以后,我才知道她现职居然是古巴作家与摄影家协会主席。

    不过42岁的Lissette在古巴国内已是小有名气,在国际上也颇受认可。她的作品常有获奖,并被选录进多本国际摄影作品集。她经常有机会到美国旅行,参加展览或者拍摄。就在我去哈瓦那之前,她刚从美国呆了两个月回来。

    Lissette长得不高,有部分土著血统,因此皮肤偏暗;她是一个热情而开朗的人,笑起来异常灿烂奔放,极具感染力。她尽地主之宜,不仅为我安排住宿,而且带我认识她的朋友们,参加她们的聚会。

    在我看来,Lissette和她的这些女性朋友们算得上是古巴的精英中产阶层。她们不富有,但绝对衣食无忧,常出入高级场合,而且经常有机会出国旅行出差,目的地通常是发达国家——在古巴,出境旅行是一件奢侈的事,不仅仅是经济能力问题,政府本身并不鼓励公民出国。Estela后来告诉我,离开古巴很困难,比如,如果我想邀请她来中国旅行,我不仅需要提供邀请信,而且要向古巴政府支付210美元,然后她本人还要再向政府支付156美元!

正是这些受过高等教育,有专业技能,见识过外面世界的精英女性,屡屡向我表达对古巴五十年未变的政治经济社会形态的疲倦和沮丧。

 “我们需要改变,需要改革。”Ida在和我的交谈中反复说。

 

Lissette凝神微笑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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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两币

对一个局外人,特别是不懂西班牙语的局外人来说,要理解古巴社会的运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有那么几天,Lissette天天带我坐出租车从城南住地前往市中心。我们每次都要走过好几个街区到同一条主干道上等车。哈瓦那的出租车大多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古巴革命前遗留下来的没有空调的老爷车,当然它们大多是美国车,尤其是福特车居多。这些车型通常只有在美国的老片子里才能看到。它们的车身油漆斑驳,看起来快要散架了似的,但在路上跑得很野。

Lissette并不对每辆开过来的出租车招手,一开始我以为是因为车里已经坐了人。后来她拦下一辆车,结果车里还是另有他人。惊讶了一小会后,我想这一定是哈瓦那打的的规矩:拼车。入乡随俗,我也就很快以为常了。

但是有一点我不明白,有时明明有有空位的出租车开过来,Lissette为什么不招手?

因为它不是去我们要去的方向,Lissette说。

你怎么知道?我很诧异,我分明没有看见出租车上写着任何字。

于是,Lissette告诉我,从这条主干道,出租车只去两个方向(两个不同的区)。通常她会在车开过来时向司机做一个向左还是向右的手势,司机也用手势回答。

原来如此!一切尽在不言中。我怎么就没注意到Lissette和司机的手势呢?

哈瓦那街头的汽车

在我之后对古巴社会粗浅的了解中,这个出租车的经历可以说正代表了古巴二元经济和社会的现状——两个不同的方向,你必须知道潜规则。

刚到哈瓦那时,我在机场换钱。我想古巴的物价一定很便宜,住宿又不用花钱,一个星期零用的话应该用不了太多的钱,于是就先换了100美元。

我换回了80元叫做Cuc的钱(中文名称叫红索)。我的第一反应是惊讶,这么少?不可能吧,难道古巴的货币比美元还贵?

直到第二天,Lissette带我去坐出租车,我才知道红索只是古巴通行的货币之一,另有一个货币叫土索(Peso)。而这两个货币之间也有汇率,是1红索换24土索。

如果你坐公共汽车,只收土索,一般是10土索,Lissette告诉我。卖菜的集市也只收土索,不过,通常只有本地人会去。很多面向游客的酒店和餐馆则只收红索。

我充满了疑惑。一国为什么要有两币?有的地方只收土索,有的地方只收红索,这叫人怎么搞得清?难道不会很混乱?

后来是一个年轻的导游向我解释,(Lissette的英语并不好,常常解释不清,除了说“it’s crazy”,这是她的口头禅),古巴以前只有一种货币,就是土索。苏联解体前,古巴的日子很好过——他们以极低的价格从苏联购买石油,然后又以虚高的价格向苏联出口红糖。但苏联的解体导致古巴经济骤然崩溃。“黄金岁月”一去不复返。古巴人民生活顿时艰难。

古巴人民只能自食其立,但不是靠自己,而是海外的亲戚。绝大部分古巴公民,有说70%以上,有说99%以上,至少有一个家庭成员生活在海外,通常是美国。他们向留在国内的亲人寄钱,通常是美元,这使得美元在苏联解体后竟逐渐成为古巴境内流通的主要货币。当时1美元可以换120土索。

美元在一个以反美为政治支柱的国家成为主要流通货币当然是政治不正确的。为了制止美元的流通,古巴政府在2003年引入新货币红索,以1比1的对价,强制美元退出流通。同时在兑换时征收20%的税。最终1美元只能换到8角红索。而美元跟土索的汇率差价随着红索的引入也逐渐缩小,目前稳定在24。

我问导游,她是一个80后女大学生,你怎么知道哪个商店收红索,哪个商店收土索?

“我们知道,”她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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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确实是一个只有本土人才谙熟的规则。每次和Lissette一起坐出租车,我们支付的都是土索。但哈瓦那实际上有两种出租车,一种是旧的没有空调的老爷车,一种是新的有空调的车,后者就须用红索支付。两者价格差异颇大。我们坐老爷出租车通常每次就是10个土索,距离远一点的话也不过20土索;但同样的距离空调出租车就要5、6个红索,相当于120土索。空调出租车一般只在旅游区出没。本地人大多坐老爷出租车。

两种货币犹如两种不同的出租车,将古巴分成两个世界。如果不是和Lissette在一起活动,我可能不知道,也不会用到土索。在旅游区,主要是旧哈瓦那(old Havana)老城区,酒店、餐馆、商店基本只收红索,只有一家小咖啡馆,据Lissette说,只收土索。当然,常客是本地人。

为了体验旧哈瓦那,我中间搬到老城区的一家旅馆住了两晚。旧哈瓦那的酒店、小旅馆无比迷人,建筑无不拥有上百年的历史,大多保存完好,华美而充满西班牙殖民地风情。我找了一家比较便宜的旅馆,但也要一晚55红索,这相当于68美元,将近450元人民币(按最新汇率)。而那些高级一点的酒店动辄要上百红索。

我在旧哈瓦那的餐馆吃饭,一道菜就要10几红索。这样的物价水平,岂不是和美国相近,甚至还要贵?普通古巴人怎么能消受得起?

及至我了解到当地人的工资水平,我就更加替他们担忧了。由于古巴没有什么私营经济,大部分人(除了失业者)都为政府工作,领政府的薪水。而政府开出的工资超出想象的低,比如Lissette,虽然是古巴作家和摄影家协会主席,算有个一官半职,但她的月收入只有400土索,相当于20美元!我的年轻导游Mayen,月收入只有300土索,不到16美元,相当于我一顿午餐的费用!

我对她们的低收入感到震惊,我无法想象依靠这点工资能够在哈瓦那存活,更不用说出入那些只收红索的餐馆了。Mayen向我解释了其中的潜规则。她说本地人的工资都用土索支付,根本无法承担生活费用。他们必须有另外一份工作,或者来自海外亲戚的寄款。其他的收入来源五花八门,包括个体生意,如果是做导游、餐馆招待,或者出租车司机等服务性行业,则依靠小费生活。能够获得小费的工作在古巴被认为是热门的工作。

但有两个职业从业人员不允许有另外的工作,就是医生和教师。古巴的医疗和教育是全免费,政府有大量补贴。这两个职业的收入相对要比其他政府从业人员要高很多,比如医生的月收入差不多可以达到1700土索。尽管如此,和古巴的生活成本比起来,还是很低。

Mayen服务的机构叫做Habaguanex,一个由政府出资以发展促进旧哈瓦那旅游业为主的一家公司。Habaguanex运营着旧哈瓦那历史文化保护区内的大部分酒店和餐饮场所——这些商业设施均为国有。政府将旅游获得的收入再用于修缮老城区内年久失修的建筑,以增加旅游吸引力。Habaguanex下设一家名为San Cristobal的旅行社 ,提供酒店预订和导游服务。Mayen便是这家旅行社的职员。

Mayen告诉我,Habaguanex获得的旅游收入是红索,但员工拿到的工资却是土索。公司的红索收入悉数归国家所有,国家银行(National Bank)再按1比1的对价给公司土索用于支付员工工资。

Mayen的英语很不错,但她从来没出过国。她有一个兄长在巴塞罗那工作,但她至今未尝试申请签证去那里旅行。“出国太复杂,也太贵了。”她说,虽然她热爱哈瓦那的文化和历史,热爱自己的工作,但是她希望能有“一个更好的生活”。

导游讲解结束后,我在犹豫是应该给Mayen5红索还是10红索的小费。最终我决定给她10红索,这几乎是她一个月的工资了。或许是因为得知小费是她生活的主要收入来源,游客是这个国家重要的经济来源,或许是她的年轻和对未来的憧憬打动了我,我忽然产生了一种责任感。慷慨是一种美德,我对自己说。

 

旧哈瓦那城区里的一家杂货店。切格瓦拉的头像依然很显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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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沉醉的晚上

一个凉气逼人的晚上,Lissette和Estela带我去一家酒吧听一个叫Ivette Cepeda的女歌手的现场演出。Ivette是古巴最有名、唱得最好的歌手之一,她们告诉我。

酒吧位于一个叫做Miramar的区。古巴革命前,这个区是哈瓦那的富人区;现在,它仍是哈瓦那的上等社区,几乎所有的大使馆都集中在这里。这里的房子仍保留着一个世纪前初建时的模样,各式、各种颜色的西班牙式建筑掩映在郁郁葱葱的私家花园中,似乎看不出革命和岁月留下的痕迹。

走在大树参天,幽静而干净的街道上,我好奇于住在这些道路两旁古老而美丽的大宅子中的主人。他们一定是有钱人吧。他们的钱从哪来的呢?

我的问题后来部分地被一个酒店侍应生回答了。有一天晚上,我住在旧哈瓦那的小旅馆里时,晚饭后我信步在旧城小巷中,途经一家无比迷人华美的历史悠久的酒店叫Raquel。我驻足凝望时,那个站在酒店门口的侍应生主动上来用英语跟我打招呼:“你从哪里来?”

我回答说中国,他用中文说了一句“你好”。

我笑了,本来我无意跟陌生人搭讪,但他看起来很友好,于是我跟他攀谈起来。他领我进大堂参观,说这家酒店曾经是一个犹太人家族开的磨坊工厂,旧哈瓦那曾经是犹太人聚居区。

我提起在Miramar区看到的那些美丽的私宅。“哦,那些房子!”他感叹道。他告诉我,古巴革命的风暴到来前,那些拥有万贯家产的私宅主人纷纷带着财产举家离境迁移,留下诺大的房子。这些房子后来归了谁?那些留在家中没有被主人带走的管家、佣人!他们无偿获得了一幢豪宅!

我生平第一次羡慕起佣人来。侍应生亦感叹说,“我真希望我母亲当年在那些房子里做佣人。我现在的生活就不是这样了。那些房子真的太好了!”

不过,我怀疑现在住在那些豪宅里的人是当年侍候那些有钱人的佣人家庭或后代。在古巴,住房是另一件tricky的事。古巴朋友告诉我,古巴的住房是私有的。但是他们又不能买卖房子。

这听起来有些矛盾。实际的情形是,古巴政府允许那些在革命前拥有住房的人继续拥有,他们的后代也可以继承;同时,政府为其他没有住房的人免费提供住房,就象中国房改前的情形一样。你或许认为这根本算不上房产私有,但在古巴,确实有很多过去的私产保留了私有的性质。只是有一个前提,就是不能买卖。这或许是有古巴特色的社会主义。

但是可以换房。据说古巴政府有一个颇为高效的全国住房信息系统,所有房子信息都登记载册。任何人要换房子,必须先到该政府部门登记,由政府撮合交易。除了向政府交纳一定手续费,换房双方不需要支付任何资金。因为这不是交易。

从一个城市搬到另一个城市,也由政府安排。Lissette出生在旧都东圣地亚哥,三岁的时候随父母迁到哈瓦那。他们必须将他们在东圣地亚哥的房子上交给政府,政府再在哈瓦那帮他们找了一个房子。换句话说,就是以房换房,但没有差价,也没有成本。

其实中国在改革开放前大抵也是如此,一切由政府包办,但和古巴不同的是,中国解放前的私产也被收归国有。经历过中国房改后一轮又一轮的房地产热潮后,那个年代的故事显得太久远了,以至于再看今日的古巴,有种镜中花水中月的感觉。

换房理论上没有任何成本,但在现实中,房子的价值当然是有差异的。有什么理由把自己的好房子无偿地跟另一个人的差房子交换呢?Ida后来告诉我,虽然政府禁止买卖,但实际上存在着黑市交易。通常房子价值低的一方会向价值高的一方私下里支付差价。至于差价多少,则通过协商解决。显然存在着一个私下的市场价格。

外国人不允许在古巴拥有房产。不过,有一个办法,就是和当地人结婚。Lissette曾介绍给我她的一个中国朋友,Katig,一个和她同岁的中国女子,是中古文化友好协会会长,已经在哈瓦那生活了十年。她的房子正位于豪宅云集的Miramar区,是一幢建于上世纪20年代的三层法式别墅,带一个大的私家花园。我们去看她的时候,工人们正在装修。

我流着口水参观她的房子,不自觉地问:“这房子一定很贵吧?多少钱买的?”她笑笑说:“换的。”

那时我还不了解古巴的住房政策,也不了解外国人买房政策。心中很是羡慕她。后来Lissette告诉我,Katig嫁给了一个古巴人,才拥有了换房的资格。

Katig新换的三层法式豪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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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去听现场演出的酒吧叫Torococo,据说是一种鸟的名字。Estela说这是哈瓦那最好的酒吧之一。酒吧里的环境非常优雅,透着浓郁的异域风情。服务也好极了,让我难以将它和其国有的性质联系起来。要是在中国,一个国营的酒吧估计没有多少人愿意去。

Ivette来了,和她的乐队伙伴。她看上去有四十出头,但保养得极好,有一种优雅的美。她的笑也有很强的一种感染力,如此灿烂,如此奔放,如此热烈,让你觉得你必须将不属于你的那一部分也激发出来。在她面前,我这个按中国标准已然算很奔放的东方人着实是显得太含蓄了。我常常感叹于拉美人那种天然的奔放和热情,他们的笑容似乎是那样的发自内心,那样的自然,那样的似乎不用力气,以至于你怀疑他们生活中是否有忧愁。她的歌声和舞姿同样迷人,我被深深地打动。

我不知道Ivette竟然是Lissette和Estela的私人朋友。演出结束后,我们和她及她的男友——乐队的主吉它手Jose Luis一起去一家据说是很高级的餐馆吃饭。同来的还是在荷兰大使馆工作的Ginny和在Habaguanex任高级主管的Katia。

我们去的那家餐馆——可惜我没有记下它的名字,据称是哈瓦那少数的几家私营餐馆之一。Estela告诉我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之后,古巴的经济也进一步受到打击。政府不得不开了一个小口子,允许小范围的私营经济出现。

餐馆同样位于Miramar区,房子是女主人的家产,有一个非常美丽的大花园,环境怡人至极。我们在室外的一张大桌子就餐,不远处有一个小伙子歌手坐在那里自弹自唱,时而轻快时而忧伤。他的声音动听极了。

我和Katia坐对面。两天前,Lissette已经将她介绍给了我。Katia亦人到中年,已经有不少白头发。她戴着一幅金边眼镜,看上去很知性。她的英语并不好,所以我们交流起来有些费劲。但我有那多么令我困惑的问题,我仍然一个劲地向她问很多问题,关于货币,关于房子,等等。但她每每地解释不清,于是转头用西班牙语跟其他人一通讲,但之后仍然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很难解释”、“很复杂”,她总是说。

Katia在Habaguanex位居高职,这是一份在我看来非常好,也很有意思和意义的工作。和中国发展思路不同的是,古巴政府对自己的文化和历史相当的尊重和保护,并将其作为古巴经济发展的资源而非障碍。在旧哈瓦那城区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之后,哈瓦那市始创于1930年的历史学家办公室(Historian’s Office)在1993年组建了Habaguanex,通过旅游经济促进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反之反是。

虽然身居要职,但Kartia的月收入竟也只有390土索(不到20美元)。但她有一辆车,一辆墨绿色的老式车。她曾经两度送Lissette和我回住地。第一次坐她车的时候,她转过身来对我说:“第一次坐苏联车吧?”“哦,是吗?”我并没有注意汽车的牌子,但我领会了她问话中的关键词。下车后,我特意转到车尾去看了一下,是一个叫Linda的牌子,我对这个前苏联牌子一无所知。

Katia也说“如果光靠工资,根本无法生活”。我很好奇她的额外收入来源是什么,但又不好意思问。在古巴,潜规则到处都是,局外人往往难窥其里。

不过,即使Katia也不能完全明白她们或许已经习以为常的很多事情,比如为什么政府要流通两种货币。那个我后来跟他聊天的Raquel酒店的侍应生便对我说,“我试图不去理解(这个社会)。如果我尝试的话,我会发疯的。我不想发疯,我有两个女儿。”他最后对我说,“我想要变化。我们的限制和禁锢太多。”

菜上来了,是有名的西班牙美食Paella,由各种海鲜、蔬菜和大米混在一起烹制的,非常美味和地道。我们一边喝着葡萄酒一边听小伙子歌手的弹唱,一边聊着天,在这个有点凉意的热带冬天的晚上。院子里的植物散发着清香,柔和的灯光让人沉醉。一时间,我也产生了不真实的感觉,不知今夕是何年了。

“海丽,你今天晚上看到的不是真实的生活。这只是很小一部分人可以享受的。”Ginny冲着我说。

“当然,我知道。”我确实知道。

Ivette隔着Jose Luis对我说,她叫我“海丽达(Haili da)”,“明天我陪你在街上走,你要miada, miada, miada。”她指着她的眼睛,我猜出了那几个西班牙的意思“看,看,看”,“然后你知道普通人过得是怎样的生活。”

演出时那个笑容绽放、充满热情的Ivette晚餐期间却始终显得有些低落和忧伤。她疲倦地将头靠在Jose Luis的肩上。

Jose Luis已经一头灰白头发,但依然英俊帅气,他给我冷静沉着优雅的感觉,几乎要让人爱上他。舞台上的他既富有激情又始终散发着绅士的气质,同样的迷人。他转过头来对我说,是的,你应该在街上走看。“这个社会有很多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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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到Ida正是在Katia和Ginny召集的家庭聚会上。我没有料到她们俩生活在一起。她们共同生活的房子,一个上世纪50年代盖的带花园的平层房子,超出我想象的奢华。很多家具和摆饰看起来象是来自欧洲。她们的车库里放着三辆车。

在那次晚餐上我告诉Katia我在北京住在一个50年代盖的大院里,是很老的房子。她说她也住在一个50年代盖的房子里,在哈瓦那算是新的。我没有告诉她我那房子一直要拆,马上可能就要绝迹了。我也不想解释太复杂的事情。

在Katia家的聚会。左一:Lissette,左二:Ida,右一:Estella,右二:Katia

我和Ida说起菲德尔.卡斯特罗。她说她尊敬他,但他当政的时间太长了,古巴需要改变了。“他活过了我们家三代女人。我外婆的年代,他是国家领导人;到我妈妈的时候,还是他;到了我,还是他!”

三年前,2008年2月,82岁的卡斯特罗因为身体健康原因宣布退休,接替他的是他的弟弟——劳尔.卡斯特罗,一个在古巴革命中并肩作战的战友。

我曾问Lissette,劳尔上任后古巴有什么变化。她想了想,回答说,好象没有。

回到北京后不久,我收到Ida的一封电邮。她没有提及加拿大大使馆的面试,只说她仍在寻找工作。“也许在北京,我能找到一份好的工作……因为这里的形势太复杂了。”她说。

她随信附上了她的一份英文简历和一张照片。“我能做一个决定去那里(北京)生活一段时间。我单身、没有伴侣、没有孩子……”

最后她说:“记住,我能流利地说英语、俄语、西班牙语,万一有好的工作机会。”

我看了一下她的简历,她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曾在莫斯科的高等管理教育研究所(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e of Management)上过五年的学,学的是经济信息技术。

我回复她说,我不太确信到北京来工作生活是一个好主意。或许我俩可以合伙做贸易生意,我从中国买便宜货,然后她在古巴高价出售,我开玩笑地说。

她没有再回复我。四个多月过去了,劳尔终于说古巴将开放经济,允许更多的私营经济。这下Ida或许可以认真地考虑一下我的建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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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海丽

曹海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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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周刊首席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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