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平时在国内是非常讨厌警察开道的，没想到，在菲律宾，却亲自体验了一把“被开道”，当了一回“特权阶级”。

周六晚，我们这些参加亚洲协会有关“气候变化对粮食安全和水资源安全影响”会议的参会者，受亚洲协会菲律宾基金会主席之邀，去参加一个晚宴。我们开会的地点在距马尼拉两小时车程的Los Banos，但晚宴的地点则在马尼拉市内。

出发前，我们被告知，将有警察护送我们。初听，我还以为是为安全计。因为菲律宾的治安并不是很好，此前曾发生过记者被杀事件。但我想，去参加一个晚宴，坐车去坐车回，应该不会有危险吧。

上了路，我才明白过来，原来这两个骑摩托的警察是为了给我们开道。我虽是初次到菲律宾，但我对马尼拉交通之拥挤状况并不陌生。从Los Banos到马尼拉有一条高速公路，但在上高速前有很长一段非高速路。虽是周六，但正是高峰时间，路上仍然堵得水泄不通。警察就在前面拉着警笛让其他车辆给我们这个车队（一辆SUV，两辆中巴车）让路。

我看着车窗外被迫停到路边的车辆，觉得很不好意思。特别是公共汽车上的人都扭头看着我们，更是觉得惭愧。我们几乎是擦着其他车辆而过的。有时，前面堵得死死的，在我看来，根本不可能开出道来，但神奇的警察硬是从无缝的车流中开出一条道来，令我瞠目结舌。

我和坐在身边的公益法研究所律师张兢兢同时感到很不好意思，觉得这个晚宴很没有必要。两个小时去马尼拉，然后再两个小时回到驻地，太折腾了吧。而且我们开会讨论气候变化，但却以实际行动在增加碳排放。兢兢认为，与其拉着我们这些人去马尼拉，这个主席为什么不可以到我们驻地吃饭呢。他一个人来比我们这么多人去排放的温室气体可以少很多，而且他也不用赶在高峰时间出发。我则在想，亚洲协会居然有这么大的能量，可以动用当地的警察。这样做未免有些腐败吧。

当然，等我们到了这位主席家，我们就明白了如此折腾为什么是有必要的。这位主席——她是一位女性，据称是菲律宾最富有的人之一，拥有一幢巨豪华的私人别墅。她的房子座落在马尼拉市中心的一个豪华私宅村，有保安把守，里面全是一幢幢带硕大花园的各具特色的房子。我疑心这些房子是殖民地时期的产物，因为它们结合了欧洲风格和热带风格，既有历史感，看上去又很舒适。绝不是北京顺义的那些别墅可比拟的。

我们每一个进了主席女士房子的人都把嘴巴张得大大的。即使是来自美国的参会者也大开眼界，艳羡不已。这样的房子只有迈阿密海滩边上那些fancy的酒店可得一比。这个房子还带一个私人游泳池，游泳池边上放置着数张桌椅，以及看上去极为舒服的躺椅。我迫不及待地在餐前reception阶段就跑到游泳池边上去享受躺椅了。

主人不仅准备了一顿非常正式的美餐，而且还有本地的音乐表演。我们在游泳池边上的餐厅进餐，这个餐厅可以放下六张可坐八人的桌椅，同时还有地让艺术家表演音乐。

晚餐结束后有甜点和水果，在室外放着。游泳池的一头有数级台阶，主人邀请了当地一家公立学校的学生艺术团来表演合唱。这些学生，以女孩子为主，年纪大的不过14岁，小的只有8岁。他们的音色好极了，表演也很富有感染力。我们就三三两两地坐在椅子、沙发、躺椅上，一边吃着巨美味的甜品和水果（菲律宾的芒果真的很甜），一边看演出，简直叫人忘记今夕是何年。

我对兢兢说，现在我明白了，不是亚洲协会有能力动用警察，而是这位主席的能量太大。如果没有警察开道，我们可能需要四个小时才能赶到。

顺便说一下，我跟这位主席聊了一小会，发现她的祖藉和我相近，浙江宁波人。她的父亲则出生在上海。她的爷爷解放前在国内曾拥有一个煤矿，他的父亲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毕业生，后来到菲律宾创办了一家船务公司。她接手了家族生意。我问她爷爷拥有的煤矿是哪个，她说不是很大，记不得名字了。然后她说，“中国沦陷(fell)的时候——”，很快她意识到自己的用辞，纠正说，“当中国成为共产主义国家的时候，我爷爷离开了中国。”

我们恋恋不舍地离开了主席的豪宅，回味着美酒和甜点。我想这时不是交通高峰，或许警察不用再给我们开道了。不。他们继续为我们开道，一直护送我们回到国际大米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