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普曼由此成为尼曼奖学金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如果不是他，这个项目或许不会这么顺利地通过）。事实上，现在作为尼曼基金会办公和活动场所的三层独栋房子就是以李普曼的名字命名的。李普曼对教育的重视和远见，惠及了后来的新闻工作者（不仅仅是美国记者）。今天，从世界范围来说，新闻工作者的教育程度普遍提高了很多（至少有本科学历）。但在工作一段时间后，能重返校园，特别是象哈佛这样的高等学府学习一年，仍是一个难得的充电机会，尤其是对那些新闻专业出身的记者来说。

这个我有切身体会。我的正规教育专业皆为新闻——本科在人民大学新闻系，研究生在美国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的新闻学院。本科那四年自不用说了。我当时是一个循规蹈矩的正统好学生，相当重视考试成绩，几乎鲜有逃课（我们入学那一年，正赶上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在沉寂了三年后，北京的校园里忽然迸发出一股赚钱和经商热潮。我虽也受到诱惑，但受传统思想禁锢过深，加之也没有打工的能力，故继续做我的好学生）。但后来的事实证明，我把学的全交回给了老师。

国外的两年研究生，从生活经验和接触的人与事来说，于我是大开眼界。但毕竟仍在新闻的范畴，大多数美国新闻学院重视实践，所以有一学期的时间我扑在报道柏克利边上一个叫做奥克兰的城市上：定期参加市政府的听证会，听市民和官员辩论诸如如何改造杰克伦敦广场（以美国著名作家杰克伦敦命名）这样的议案；或是参加地方法院的刑事庭审，报道一起姐姐焚烧房屋残忍分尸其胞妹置于冰箱中的离奇案子（我始终没有听明白是怎么回事）；或是跟着警察在奥克兰市开车巡逻（我记得我跟的是一个华裔警察）。这些是美国新闻教育最基础的城市社区采访报道所必须经历的，相当锻炼人，但在其他专业知识方面，我却没有系统深入的积累。

2007年4月，我出任《财经》的国际新闻编辑，于我是一个小小的转折。我热爱国际新闻，也热爱游历，但很快我就有力不从心之感，自知知识库存有极大的缺陷，漏洞很多，实在是一个挑战。

说起来很多事情也是机缘巧合。我在多年前就听说过这个尼曼奖学金，但因对自己一直没有信心，觉得申请尼曼宛如登天，竟从未想过要试一试，只是心向往之。

后来，熟识的记者朋友中有去上尼曼的了，这才觉得尼曼跟自己有点接近了。2007年的秋天，我休假到美国波士顿和男友一起看望他的家人，适逢在国内小有名气的博主安替正开始他的尼曼生活。我们遂邀请安替夫妇一起吃饭。但即便在那个时刻，申请尼曼的念头也没有在我脑海中闪现过。

转机往往出现在瞬间。回到北京后不久，我那个前一年上了尼曼的外国记者朋友到北京出差。闲聊间，我忽然心中一动，说，“我想申请尼曼”。我那朋友怔了一下后，回道：“这是一个好主意。”

其时——当我决定申请尼曼的时候，离申请截止日期只有三个星期的时间。我在工作之余连续奋战，一直做到截止日晚上7点联邦快递接收点关门前，才将申请材料送到店里（前一天晚上已经熬了一整夜）。结果那天是周六。快递说周末没有飞机，要到周一才能出发。我心中一沉：不会吧？

不过，我真的是一个运气很不错的人。2008年2月15日，我接到尼曼基金会负责人鲍伯通知我被录取的电话。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哦，我还以为竞争很激烈呢。”不知为什么，我脱口而出这句犯傻的话，刚说完就意识到说错了。鲍伯在电话那头镇定地说：“竞争确实很激烈。”

回到尼曼奖学金，哈佛校长康纳特在1938年初正式宣布成立。不过，他不忘指出，这是一个“有疑问的试验”。此前，在和许多报纸的编辑及出版人交流的过程中，康纳特发现虽然部分人士对这一想法表示赞同，但“没有人反应热情”，有人甚至预测这个项目存在失败的可能性。

我入学的这一年，正值尼曼奖学金设立70周年纪念。这个项目不仅存活了下来，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日益壮大：从最早的12名学员到现在的每年24－28名学员之间；其招生范围亦从早期的只面向美国记者扩展到面向全球，成为业内历史最悠久，最有影响力，也是竞争最激烈的新闻奖学金项目。康纳特在上世纪70年代写的自传中，终究对自己成立了尼曼奖学金而感到自豪。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