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学前培训持续了整整三个星期，几乎每天都象生活在——是的，鸡尾酒会时刻，有一种脱离现实的感觉。翻看那三个星期的日程表，每天都有免费的伙食，简单时一个三明治，有时则是大餐。大餐则辅以美酒（主要是葡萄酒）。以至于有一次在和前尼曼学员对话中，来自美国加州的茱莉问道：“你们一年下来后体重增加了多少磅？”

印象深刻的是有一天晚上的大龙虾宴（这也是尼曼的一个传统，因为波士顿靠海）。那天的天气同样清爽怡人。大家坐在外面的花园草坪上用餐，一人一只大龙虾。只见每个人勃子上系上一块塑料围兜，手举钳子，嘎吱嘎吱地夹龙虾大腿。

龙虾宴的那次对话就轻松了许多。我们这桌坐的大多是女生。提到性别，补充一句，我们这届是尼曼历史上第一次女性学员超过男性学员——19比10。在我看来，这是有象征意义的。尼曼早期清一色的是美国男性白人学员。1946年，尼曼首次迎来两名女性学员（那时哈佛男女生是分而上课治学的。女学生也不允许和男生共用图书馆里的阅读室）;至于黑人学员，则更晚一年出现（仅一名）。现在性别歧视在新闻界基本消除（种族差异还是有的），但我想我们这届的情况是不是代表了一个全球性的趋势：女性记者越来越占大多数？至少在《财经》早是如此了。

那天有三名淑女和我同坐一桌。她们后来被其他学员呢称为“鸡尾酒会三女士”——罗西塔自然是其中之一；还有来自美国俄亥俄州克里夫兰（Cleveland）发行量最大的《简朴报（The Plain Dealer）》的特写记者安德莉亚，以及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邮报（Seattle Post-Intelligencer）》的专栏兼评论版作者多茜。

她们的共同特点是穿着时尚，气质超俗，有着鸡尾酒会女士的风范。她们三人的年纪都不小，但都还单身（确切地说，是男友没有跟过来）。这使她们很快结成了“鸡尾酒会女士”共同体，亲密无间，几乎形影不离。第一学期我有机会和她们三人一起上写作课，又见识了她们的写作才能。特别是罗西塔，竟然已经在爱尔兰出版了四本书，其中两本是诗集！

我欣赏安德莉亚和多茜的美。安德莉亚有一种古典美人的气质。她一头黑色的卷发，高挑的身材，喜欢戴黑色大墨镜。我一直暗中猜测她的祖籍（所有的美国人都可追溯到另外一个国家或多个国家）——可惜我至今对不同国家和民族的姓氏没有研究，不然从她的姓（Simakis）就能一眼看出。有一次在上写作课时，她将头发在脑后束起，穿了一身黑，脖间亦系了一条黑色围巾。她当时坐在那里发呆，我看着她，忽然觉得她就象某个电影版本中的安娜卡特列那形象，以至于我暗想她家的祖籍或许是俄罗斯。当然我的判断完全是错误的——安德莉亚的父母是希腊移民，自称斯巴达克斯的后代，所以是优良人种。

多茜则是伊朗父亲和美国母亲的混血儿。她的头发和眼睛更多地显示出伊朗美女的特点。只有你在看过多茜的写作后，才会发现，原来长得像石膏像般精致的多茜可以写出浓暗得令人窒息的作品（暴力、谋杀题材）。

安德莉亚在成为记者之前的理想是做演员。为此她到纽约学习演艺。她惟一的从影经历是在一部获奥斯卡金像奖的影片中作为群众演员短暂地露了个脸（她后来给我们连续回放了三遍有她的镜头，但我始终没有找到她）。我觉得最有趣的一个安德莉亚自述的故事是，有一次（上世纪90年代初的时候吧），她从纽约回克利夫兰和父亲一起吃饭。她的父亲是个关心时事的人，这天提起了一个名字“卡扎菲”。安德莉亚一边吃着一边不经意地问道：哦，我们什么时候上卡扎菲？原来她把卡扎菲想成了中东一种叫做法拉佛的食物——她那会几乎不看报纸，对美国以外的时事一无所知。这次饭局之后，安德莉亚痛下决心，要每天看报纸，紧跟时事，不能再犯把利比亚总统当成食物这样的笑话了。

安德莉亚成为我喜欢的学员之一。她美丽又风趣，有讲故事的才能——喜欢讲自己的故事，也喜欢听别人的故事。龙虾宴那天的话题是她刚刚听来的罗西塔几个月前在墨西哥游历时的浪漫故事。她和多茜催促罗西塔在我们面前再讲一遍。无奈的罗西塔只好用她浓重的爱尔兰英语重复，她在住宿酒店的酒吧里（看，她到哪都不能省去喝酒这一环节）和一小男生侍应生搭上了话，结果这个小男生半夜2点多跑来敲罗西塔的房门，口中不停地呼唤她的名字。罗西塔在房里一直不敢出声，最后，那个小男生只好悻悻地离开了。

那时，我还不知道罗西塔已经周游过世界，她工作的一部分就是写游记（我梦想的生活方式）。也是在墨西哥，两年前，她偶遇一位同样爱好游历的加拿大木匠，结下异地情缘。

“是不是很有趣？”安德莉亚兴奋地冲着我们说。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