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1日，收到汤米给大家发来的一个链接：《波士顿环球报》网站上的一篇文章，关于哈佛大学的一个黑人教授前一天晚上在自己家中被剑桥市警方拘捕的消息。

汤米是美国北卡罗来那州《夏洛蒂观察报》的专栏作家，我在哈佛大学尼曼记者奖学金项目的同班学员。

故事有点离奇。这位教授夜晚回到家，发现房门的锁出了故障，故自己撞门而入。不想警察随之而来（据称是有领居报警），向他质询。他向警察出示了驾照和哈佛大学的身份证，但警察似乎不以为然，继续质询。教授发火了，大声斥责，指控对方是“种族主义者”。警方遂以“喧哗和扰人行为”将其铐走，在警察局拘留了数个小时。教授愤怒地表示自己是“种族歧视的受害者”。言下之意，如果是一个白人撞门而入自己的家，警察当不会干涉。

初看我也没有太在意。我在哈佛期间并不知道这个名叫小亨利.路易斯.盖茨（Henry Louis Gates Jr.)的教授。只是细看文章，发现他也是哈佛威廉•爱德华•伯格哈德•杜波依斯非洲及非裔美国人研究所（W.E.B. Du Bois Institute for African and African American Research at Harvard) 的所长。这个研究所我倒是知道，还去过一次的。

威廉•爱德华•伯格哈德•杜波依斯（1868－1963），是美国著名的黑人人权领袖，也是一位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和作家。他创建了美国有色人种协进会， 著有《黑人的灵魂（The Souls of Black Folk）》、《黑人重建（Black Reconstruction）》、《黑人（The Negro ）》等多部书籍。

杜波依斯1888年进入哈佛大学本科部，后来成为哈佛大学第一位获得博士学位的非裔美国人。1969年1月，在杜波依斯去世近六年后，哈佛大学非洲及非裔美国人研究中心教职委员会在给校长的报告中，首次提议成立以杜波依斯命名的非洲及非裔美国人研究所。

当时尼曼奖学金班里有几个美国学员选修了非洲及非裔美国人研究中心的一些课程，跟这个研究所的人混得也很熟。那次去是因为两位美国副总统候选人——佩林和拜登——的辩论（大选前），我们想找一个能容纳多人，电视屏幕又大的地方。那几个学员便推荐了杜波依斯非洲及非裔美国人研究所。后来，这个研究所黑人说唱音乐档案馆的负责人也来过尼曼基金会，给我们传授了一些黑人说唱音乐的知识。

有了这层关系，我觉得这事跟我接近了不少。及至发现有数个同班学员上过他的课，就更觉得亲近了。

“这真是可怕。”来自南非的黑人学员塔博（和南非前总统姆贝基的名字完全一样）在邮件中说。“我在cnn上看到盖茨带着手铐的短暂镜头。那确实无疑是盖茨，感觉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没想到的是，这个事件居然成为轰动全美的大新闻，甚至将总统奥巴马也牵扯进来，引发新一轮关于种族问题的争议和讨论。本来奥巴马相安无事，偏有一个好事记者在一次专门关于医疗保险改革的新闻发布会上，问奥巴马对盖茨事件的看法。奥巴马表达了他的气愤和同情之情（我相信这是他当时自然本能的一个反应），称剑桥警察的行为“很愚蠢”，结果招惹来一片口水。以致于奥巴马不得不暂时放下他头号要紧之事——力促国会通过医疗保险改革计划，邀请盖茨和当时拘捕他的剑桥市警官詹姆士.克罗雷（James Crowley）一起到白宫喝啤酒。这在美国总统历史上绝无仅有。

一个敏感的话题

种族（主要是黑人和白人之间）在美国始终是一个非常敏感和微妙的话题。奥巴马在总统竞选过程中已经栽过一个很大的跟头。当时他跟随多年的黑人牧师赖特先生多年前口不择言，说过一些针对白人的过头的攻击性话，被对方拿来大肆喧染利用。为此，奥巴马亲自撰文长达5000字，在费城的体育馆做了一个关于种族的演讲。那是一篇深刻的演讲稿，试图去除通常的非黑即白的简单而狭隘的观点，还原种族这一复杂、充满痛苦历史、深刻影响美国人心理的艰深课题。

2008年9月初，我受邀到夏威夷大学东西方中心参加一个北美和亚洲记者的专题讨论会。其中有一个专题是关于美国总统大选的，发言者之一是《华盛顿邮报》驻纽约的一名非裔记者凯斯（Keith）。凯斯当时的发言主题是种族在大选中的角色。他引用了各种民调数据说明，在布什政府支持率如此低的情况下，反对党候选人应该远远领先对手才是，但民调显示，奥巴马只略微领先共和党候选人麦凯恩。他由此指出，种族仍然是一个很大的障碍。

凯斯的观点并不新奇，给我印象深刻的是会后，会议组织者苏珊私下跟我说的话。她说，也就是黑人敢在公开场合坦率地讨论种族问题，白人一般不会这么直接，能避免尽量避免。象她就不敢公开讨论种族问题（苏珊是白人）。

苏珊的话让我有些微微惊讶，我的印象是，竞选过程中，美国媒体还是经常谈及种族的。但或许其间有诸多微妙之处，非外人所能体察。

八年前，我在美国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读新闻研究生时，同班有个美国白人女同学叫萝斯（Rose）。有一次，她在一门写作课上写了一篇个人经历文章，讲到她在纽约（萝斯是纽约人）的街上遇到一名无业黑人青年，无所事事，虚度光阴。萝斯是个善良而有同情心的人，她看出这个游手好闲的年青人其实很有天份，便试图拯救他的灵魂，想帮助他。但这个黑人并不领他的情，宁愿在街上游荡。萝斯终究非常失望，大有恨铁不成钢之慨。

没想到萝斯的这篇文章引起了班上另外两名黑人女学生的强烈反感。她们在课上公开抗议：关你什么事？你有什么资格来拯救别人的灵魂？这是典型的白人的傲慢，以为自己是救世主。你根本不了解黑人。

萝斯完全没有料到自己的好心遭来如此的憎恨，为此难过了好一阵子。这让我头一次切身体会到种族问题在美国的微妙和根深蒂固。

疯狂的盖茨事件

去年在哈佛大学上尼曼奖学金的时候，美国公共广播电台的非裔记者兼黑人民权运动活跃分子查尔斯.考伯（Charles Cobb)曾到基金会来和我们交流。考伯出生于华盛顿特区，青少年成长阶段正是美国黑人民权运动如火如荼的时期。1962年，还在上大学的考伯独自离家，前往黑人民权运动的心脏，成为密西西比州“学生非暴力合作委员会”的前线秘书长。他也是全美非裔记者联合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lack Journalists）的创始人。

考伯那次给我们讲了他在民权运动中的一些经历。在之后的问答中，我曾问他，民权运动过去四十多年了，他如何评价目前的状况，还需要做些什么。他说，目前的状况跟过去比，当然有明显而实质性的进步，但远没有到满意的程度，需要落实的事情还很多，比如平等的教育和工作机会，意识的转变，等等。

我们这个学员班上有一名非裔美国记者厄尼，供职于《亚特兰大宪法报(The Atlanta Journal-Constitution)》，主要报道跟民权有关的事务，和美国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博士的遗孀颇有私交。他也上了盖茨的课。

在给我的邮件中，厄尼说，盖茨曾经告诉过他，每次他（盖茨）搬到一个新的地方，他都会先去当地的警察局约见他们的长官和下属，以便当他们看见一个黑人开着一辆好车在一个上等社区驾驶时，不会感到惊讶。

这让我想起我在某一家美国媒体网站上看到的一则相似的故事，盖茨曾经受聘于杜克大学（Duke）。他刚搬去，便买了当地小镇最好的一幢房子。装修的时候，工人初见到他还以为他是一个佣人。

这让我觉得有些不可思议。如今在美国，受过高等教育、成功的非裔人士比比皆是，在各个领域都有（奥巴马当然是最精典一个例子）。人们的观念还这么跟不上时代的变化？

不过，细想想，我所接触的美国仅仅是东西海岸开放自由的区域，它们通常被认为“不是典型的美国”。在美国广袤的中西部地区，可能是另一个世界。

但盖茨事件发生在精英汇集的自由主义者基地哈佛，倒也令人费解。在厄尼看来，盖茨事件太疯狂了。双方都反应过度。虽然盖茨的许多个人经历说明种族在美国仍是一个大问题，但他并不认为剑桥警方是在故意“歧视”盖茨。

盖茨事件发生后，我们这些学员之间也电邮来电邮去地讨论了一会儿。来自厄瓜多尔的莫尼卡替我们南非学员塔博着实“惋惜”了一阵。因为在哈佛上学期间，塔博有数次忘带家门钥匙，都是翻窗而入的（他的公寓在一层）。其中有一次还是我半夜帮他爬进去的——那天，我们一堆学员去一个酒吧喝酒，结束时已是深夜，他老人家才忽然想起来把钥匙落在家里了。我和他的房子离得很近，他就把那个艰巨而又光荣的任务交给了我，因为我比较灵活，而塔博是人高马大型的。

“塔博失去了立刻成为一个名人的机会，”莫尼卡说。“现在他甚至失去了和奥巴马总统一起喝啤酒的机会（假设他在和剑桥警方打交道过程中幸存下来）。”

我回复大家说，塔博之所以错过了这个机会，是因为，我帮他破门而入的。不过，这应该成为更大的一个新闻啊——一个大高个黑人和一个小个中国女子，姆……

不久前，又有新的消息传来，一家爱尔兰报纸报道说，盖茨实际上有一半爱尔兰人的血统。他是一个爱尔兰移民和一个黑奴女子的后代，可以追溯到公元四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