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想哈佛商学院、法学院这些我从不敢奢想能考上的学院，现在敞着大门让你去上课，岂不是便宜不占白不占？不过，后来的事实证明，便宜不是那么容易占的。而且即使有便宜，我也不一定消受得起

（在讲了和印度的缘份后，我本来想再讲讲我和非洲的缘份，并已经跑题跑到南部非洲去了，但担心跑得太远，读者不知所云，故紧急刹车，先回到尼曼来，待日后有机会再叙。）

话说我抱着宏大的学习计划来到哈佛，准备学习国际关系和世界历史。但真到了具体选课环节，却发现自己迷失了方向。

我前面曾经交待过，虽然我们每个学员在申请尼曼时都要递交一个学习计划，但一旦进了哈佛，实则可以任意选课，并不受学习计划的束缚。

这听起来好象是天底下最美妙之事，然而当选择太多的时候，也可以成为迷茫之源。这就好比让你免费享受豪华自助大餐——有太多好吃的，你也恨不得把全有好吃的都给吃了，但是，当然，你的胃口是有限的。

我刚开始的时候给自己定了两个“基本原则”：不上跟中国有关的课；不上金融方面的课。

不上跟中国有关的课，并不是我对哈佛的中国课程及教授有什么偏见——哈佛的东亚研究中心和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在全美都是数一数二的；也不是因为我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已经了如指掌——恰恰相反（高考那会死记硬背历史教材不算），而是在哈佛一年，时间有限，毕竟相较其他国家和文明的历史，我对中国的了解更多些；而如果涉及当前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形态，我或许不一定比教授知道得少呢（我知道这听起来显得不太谦虚）。而且我也不想在这一年接触太多的中文资料。

不上金融课程的原因嘛，说出来有些不好意思，是我觉得太枯燥。说起来，从我入行做记者开始，我一直做的是经济、金融方面的稿子。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发现我对金融的兴趣越来越小。另外，还有一个说出来不好意思的原因，就是学金融得做很多艰深的作业，要占用大量业余时间，可不是轻易能过关的。我当然是知难而退。

尽管如此，选择并没有因此变得容易。我后来总结，这是一个考验人的贪婪程度、意志、定力和真实兴趣的过程。

以我个人为例，我虽然是有计划而来，但一旦进入免费自助大餐，也就两眼放光，恨不得把每道菜都品尝一下，贪婪之心大起。想想哈佛商学院、法学院这些我从不敢奢想能考上的学院，现在敞着大门让你去上课，岂不是便宜不占白不占？

不过，后来的事实证明，便宜不是那么容易占的。而且即使有便宜，我也不一定消受得起。

学前培训期间，尼曼基金会曾组织我们到哈佛商学院参观。这是惟一一个组织集体参观的学院。每年的学前培训日程表上都有这一项目。为什么只选择商学院参观？好象没人回答这个问题。不过，那天带领我们参观的商学院媒体联络负责人杰姆如此形容商学院的特殊地位：河那边的。原来哈佛商学院的校舍和哈佛大学的其他院校隔着一条查尔斯河。从哈佛本部到商学院，必须跨过一座大桥。事实上，商学院所在地从行政区划来说，已经隶属于波士顿市，而河这边的哈佛大学则隶属于剑桥市（两个城市以查尔斯河为界）。这使商学院自成一体，俨然就象一个精英俱乐部。事实确也如此。据称商学院有一个哈佛最豪华的健身房，但只对商学院学生开放，外人无缘见识其“庐山真面目” ，搞得我们都很好奇。仅这一条，就把哈佛法学院给比了下去——法学院的健身房是我们可以长驱直入的。（不过，法学院的图书馆倒也不让我们进。）

总之，哈佛商学院有着一种天然的优越感。我们尼曼学员想上其他学院（包括法学院）的任何课，都不需要交学费，（本来我们也就是旁听,不拿学分的），惟有上商学院的课，我们要交几百美元的“学费”（当然，这个费用是由尼曼基金会买单的）。但光交钱还不够，还得征得授课教授的同意，才能上。据杰姆称——杰姆有点大舌头，说话说不大清楚，但人看起来还随和——，申请商学院的热门课，需提交一份申请材料，说明你为什么想上这个课，必要的话，尼曼基金会需要帮你写一份推荐信。如果有多个学员申请同一门课，通常只能选一个。

听完此言，我对上商学院课程的兴趣已经大减了一半。申请个尼曼奖学金，已经够让我痛苦的了，现在又要为上一门商学院的课而和其他学员竞争，这不是折煞我也吗？

及至杰姆把2008－2009学年的课程表分发给我们，我的兴趣基本降到低点。哈佛商学院以其管理和领导力能力等课程闻名，据说最热门的课之一是leadership（领导力），教你如何领导一个企业。商学院的课经常能请到一些美国及全球顶尖企业界、商界的领袖到课堂上来演讲、讨论，被认为是最吸引人之处。可是我仔细想了想，我对怎么领导好一个企业并无多大兴趣。虽然我对那些演讲嘉宾有兴趣，但我估计这门课的竞争一定很激烈。果不其然，后来有数名尼曼学员申请，最终只录取了一个。谁呢？就是我在开篇中提到的美国公共广播电台的盖.拉兹。我发现盖有一种极强的说服打动人的能力。只要他想申请的课程，没有申请不上的。

我后来庆幸自己没有去申请那些需要和其他学员惨烈竞争的课程，因为虽然大家都是有多年工作经历的成年人，但在有利益冲突的时候也免不了象小孩子一般互相嫉怨。况且，我知道，即使申请了，我被选中的可能性也是微乎其微。不如少给自己挫折感。

所以我很有自知之明地想都没想要申请“领导力”这门课。综观商学院的课程，有很多实用的，比如专门讲私募基金的，并购的，技术创新的，市场营销的，五花八门。还有一门课叫“如何在中国做生意” ，我看了后，心中暗想，这课我肯定不用去上。

我知道商学院的课程注重案例分析和课堂讨论。我有一个中国好朋友是哈佛商学院毕业的，曾经给我大致描述过哈佛商学院授课的形式，她觉得受益匪浅。但是我对课堂讨论的胃口似乎没那么大，总有自惭形秽的阴影，发言的压力甚于动力。

其实，我并不是没有上过商学院的课。我在柏克利读新闻研究生的时候（2000年至2002年），就曾经串门到哈斯商学院（Hass Business School）上过两门课。一门是基础会计课，一门是新闻学院和商学院合作的“新媒体” 。

那门会计课我也是旁听，但听到一半，我已经云山雾罩，看到期中考试卷，基本傻眼，遂中途退课。

那门新媒体的课则由一半商学院学生和一半新闻学院学生组成。教师也由两个学院各出一个共同授课。这门课主要是让学生结合各自的专业，合作设计一个互联网新媒体商业项目。据说，此课在我们之前的几年火爆无比，夸张到学生的课堂作业一出炉就有硅谷风险投资商跑到教室来要投资。可惜到我们那一年，互联网的泡沫已近破灭，没有一个风险投资商出现在课堂里，大家也就意兴阑珊。有一个新闻学院的美国同学，在上了几堂这个课以后（该课在商学院教授），眨着他那双看似与世无争、略带忧郁的眼睛跟我说，他每次从新闻学院的小木屋到商学院高大的教学楼去，都感觉象是从一个国家到了另一个国家，两个学院的文化差异对他来说竟比两个国家的还要大。我们俩双双很快就从这门课的课堂上消失了。

可见我和商学院的缘份不深。在那次半天的参观结束后，我作出一个决定，第一学期不上商学院的课。不过，不上商学院的课，和商学院搞好关系还是应该的。于是，我事后跟杰姆交换了名片，相约有空一起吃饭。杰姆后来给我发邮件说，他记得几年前曾经在上海跟《财经》记者打过交道，并在一堆名片中找到了我的。但我对那次会面毫无印象，不过这个世界确实是很小。

我对法学院倒是很倾心，坚信上法学院的课对锻炼我的逻辑和思维能力将大有裨益，而且可以学到很多国内难以学到的知识。我那仍在北京呆着的男友也一个劲在电话里试图遥控我。他说，一定要上一门法学院的课，并且自作主张为我选好了课，就是奥巴马当年的教师劳伦斯.揣伯（Laurence Tribe）常年上的一门课：美国宪法关于新闻言论自由的第一修正案。

但是我最终选择了放弃。（待续）